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，文化官司的数量之多和程度之复杂成为中国的一大景观。近日，文坛笔墨官司纷至沓来：“马桥”官司尘埃落定，作家韩少功诉张颐武等被告侵犯名誉权一案，日前由海南省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。作家何建明历时一年，遍访全国40多所大学和300多名当事人而创作完成的反映高校贫困生命运的长篇报告文学《落泪是金》，已被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王文喜告上法庭，诉作者侵犯其著作权和个人隐私权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了两位红学家霍国龄《红楼解梦》和富振华《红楼春秋》的著作权纠纷的上诉案，两位红学家对簿公堂。4位大学生一纸诉状将《独生子女宣言》的作者陈丹燕和南海出版公司送上法庭，认为陈丹燕未经许可使用了他们照片，并加注不恰当的文字，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权和名誉权。中国作协《诗刊》杂志正式起诉《太原日报》，认为这份报纸发表了对《诗刊》诽谤性的文章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北京出现了国内首例读者状告作者的案子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4月5日接受了一份读者状告作者的起诉书，原告赵亚虎是位普通读者，被告是青年诗人伊沙。
综观以上这些案例，从形式看，大多不外乎别人侵犯作家的著作权、名誉权，或者作家侵犯他人的著作权、名誉权，但究其实质，又有一些不同之处。
作家陈丹燕的作品在青少年读者中一向有影响力，此次为一张照片而惹上官司，实属突然。陈丹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：这件事很意外，知道这个消息是法院的通知，我和学生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，照片本身也不是有意伤害他们，我要那张照片时朋友说是新闻照片，不是肖像照片。平时法律书看得少，事情出来后我就和律师、出版商一起去学校找过他们，但是他们不愿见我。我认为这件事不是不可以沟通，应该先有沟通和谅解，最后再用法律。然而这只是我们这代人的想法，下一代人也许不是这种想法，对于他们拒绝沟通，我感到吃惊。
有法律专家认为，作家比较浪漫，充满想象或激情，有时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想象，法律意识比较淡薄，容易出现侵权行为。同时，文学作品又有其独特之处，来源于生活，许多取材于生活中的人或事，容易造成一些不同程度的侵权。并且正是由于文学自身的独特之处，给法律鉴定带来困难，难以十分准确地认定是否侵权以及侵权的程度。
中国作家协会成立有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，每年都发给作协会员们著作权法之类的小册子，但不少作家平时根本不看，遇到官司上身才来看法律方面的书。法律意识的增强，有事找律师，这些观念近年来才深入到寻常人。
1996年12月5日，北京《为您服务报》同时刊登了张颐武和王干的两篇文章，引发了“马桥”官司的诉讼，这是建国以来第一起作家状告评论家的诉讼，使法官第一次站在作家和批评家中间充当文学批评的裁判，这种“空前”性使“马桥”官司必将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。《马桥词典》由笔墨之争转为诉讼之后，文坛上对诉讼持反对态度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多数人认为，作家和批评家、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这两对之间从来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，他们之间对簿公堂的争斗，损害的只能是文学本身。“马桥”一案虽以韩少功胜诉而告一段落，可是人们说，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诉讼。
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一旦被推上法庭，所付出的代价委实太大，即使你不输，在时间和精力上也付不起，而且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会扰乱正常的写作和日常生活，原告感到委屈，被告更感到委屈。因此为了减少这类麻烦，最重要的是强化自己的法律意识，必须尊重别人的权利，做每一件事、说每一句话都要负责任。
1999年1月4日《太原日报》第5版刊登了金汝平《〈诗刊〉：你要堕落到几时》一文。文中说：“‘先有人的堕落，然后有文学的堕落’，伟大的歌德这样说，我们不妨接着说下去：‘先有文学的堕落，然后再有刊物的堕落。’《诗刊》，就是这个时代最堕落的刊物之一。”《诗刊》杂志认为这是一篇严重损害《诗刊》名誉的文章而向法院起诉，但起诉的不是作者而是《太原日报》。评论家谢泳先生说：《太原日报》副刊在国内省市级刊物中声誉很好，它比较重视文学评论，也比较有锋芒，十几年来每周都有一篇文学批评，批评是它的一贯风格，而且口碑较好。我认为作者有批评一个刊物的权利，一个报刊也有批评另一个刊物的权利。此番发表的天津南开大学金汝平的这篇文章中有不当之处，这是编辑处理工作的失误。
看来，增强法律意识不仅应当引起作家、批评家的重视，而且对于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来说，也是一项不能忽视的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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